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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进步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宋代市场上的商品种类较之前朝显得更加多样化，商品的数量也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些商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生产资料类商品，如各类农具、手工业工具、车船、以及耕牛等。这些物品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等方面。尽管生产规模较小，各行业的分工尚不细致，产品的种类也没有多么复杂。若从价格来看，虽然某些车船价格昂贵，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钱，但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差异并不显著。例如，北宋初期，一头耕牛的价格大约为3000文，而一把镰刀的价格则在几十文到百文之间，二者之间的差价也不过是几十倍。相较于生活资料类商品，这类商品在价格上差异较小，构成也较为单一。
第二类是生活资料类商品，这类商品中，粮食和布帛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粮食与布料，正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其在商品构成中的比重增大，也显示出宋代越来越多的人口开始依赖商品粮生存。随着农业生产的提升，部分农民，尤其是生产力较高地区的佃户，将多余的粮食出售，粮食转变成商品，供城市居民消费。这些商品粮不仅维持着城市的基本生活，也支撑着那些土地贫瘠、经济作物占主导的地区。比如，歙州的民众将茗、漆、纸、木材带到江西，而依靠外地的米粮为生。同样，严州地区的民众也需仰赖外地的粮食供应。城市化进程中，粮食和副食品的供给成为了一个严峻问题。汴京通过漕运从外地调集粮食，而杭州则依赖外地的米粮，这些米粮对于庞大的城市需求至关重要，足以支撑汴京和杭州的日常消费。
展开剩余77%宋代的生活资料类商品种类丰富，且价格差距远大于生产资料类商品。例如，北宋初年，一匹绸缎价格为六百文，而麻布则仅为二百文，差距是三倍之多。而丝织品之间，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像密花锦和背缎等高档绸缎，售价远高于普通绸缎。有些高档绸缎甚至会用金丝线进行装饰，价格差距之大可见一斑。此外，金银饰品、螺贝器物、玉石雕刻等精美工艺品价格更是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差异巨大，几乎是百倍千倍之多。这些奢侈品主要供皇室贵族、达官显宦及大商人享用，而农民与士兵则只能穿着质朴的麻布或褐布衣物。
宋代商品的地域性特点也十分鲜明，各地根据自身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技术优势，形成了自己特色鲜明的商品。例如，北方地区如利国监、莱芜监等地富含铁矿，因此铁器制造业发达，声名远扬。广南、西路、福建及两浙地区则是耕牛的重要产地，提供大量的牛只供北方需求。此外，宋代各地还承袭并创新了前代的生产工艺，生产出一批精美的商品。例如，士大夫陶谷在《清异录》中提到的“九福”，包括京师的钱福、吴越的口福、洛阳的花福、蜀川的药福等，均是各地名优特产的代表。
宋代的商业贸易日益繁荣，商品的流动方式也呈现多样化。农副产品大多呈现出一种“向心”流动的趋势，从农村通过集市向城市集中。例如，士大夫方回曾在秀州魏塘镇看到当地农民将十几石余粮运往集市交换日用品，而这些米粮随后流向杭州、苏州等大城市的市场。长江中游的荆湖地区以米产量著称，年年将多余的粮食运往其他地方，形成商品粮的流动网络。水果、蔬菜等农副产品也大致沿着这种向心模式流通。
相对而言，手工业品的流动则表现为一种“辐射”模式。例如，定州的定瓷、福州的铁器、蜀地的丝织品等，在生产地大规模生产后，通过商人向全国各地甚至邻国输出。海外贸易也遵循类似的辐射流动模式，商品集中在明州、广州、泉州等地，再通过船只运输到其他国家。
在宋代，商品流通的方向随着朝代变迁发生了变化。北宋时期，汴京作为政治经济中心，南方商品流向北方，并且大量供应京城及其周边地区的需求。而南宋时期，临安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商品则由西向东流动，满足临安及周边地区的需求。特别是在军事防线上的一些重要区域，如荆襄、两淮等地，则依赖东南市场的商品供应。
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成为宋朝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商税收入逐年增加，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政结构的变化。宋代政府对商税的征收高度重视，开国之初便制定了商税则例，打破了割据时代的地方性征税体系，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商税制度。随着商税的逐步完善，征税条例也经历了多次修改，确保商税制度的执行。
然而，宋代的商税制度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征税政策时有调整。早期的商税主要分为过税和住税两类，过税是对商旅运输货物征收的税款，通常按货物价格的2%收税；住税则是对商人或手工业者在当地开设商铺所征收的税款，按货物价格的3%计算。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商税形式，如翻税、打扑钱等，这些税目虽然名目繁多，但往往会通过地方官员的权力进行不规范的附加，给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
宋朝的商税征收体系复杂繁琐，且征收手段灵活多样，商人往往通过绕道、假借等方式逃避税款，而政府则通过严格的法律手段进行打击，确保商税收入的稳定增长。税务机关也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税务检查地点，以提高税收效率。然而，商税制度的执行并非没有漏洞，地方官员往往与商人勾结，形成了恶性循环，加重了商人的负担。尽管政府对商税的征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由于地方性特征的根深蒂固，商税制度在实际执行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规范的现象。
此外，宋代还出现了“买扑税场”这一特殊税制，这种制度通过将税务“外包”给商人或豪强来收取，使得地方上的税收更为集中和高效，但也容易导致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发生。买扑税场为一些有实力的商人提供了巨大的利益空间，也使得地方豪强能够利用这一权力剥削小商贩，形成了恶性循环。
总的来说，宋朝的商税制度复杂、严苛，既促进了商品流通，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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